看起来，刚性兑付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

2002年至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增长到17.29万亿元。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虽然可能有单发性风险发生，但这两个领域的资产质量总体上依然处于运行平稳的可控状态，并不足以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出现大幅下滑。

三是商业银行出现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要抓住当前商业银行的重点风险领域。同时要严控资金运作型的融资，避免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对平台公司新增的贷款或其他融资，必须落实有现金流收入保障的具体建设项目，并增加有效资产的抵押。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二是潜在信用风险同时爆发影响巨大，但应为小概率事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四是重点把控理财业务发展的节奏和风险。另外，年初发改委也曾公开表态，由于今年是企业债券偿债高峰，若因平台公司项目建设资金出现缺口，可允许这些平台公司"借新还旧"，这似乎验证了笔者对于强劲贷款需求中或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用于"借新还旧"的判断。

  矛盾之三：银行业改革与行政管制并存 笔者发现，当前中国银行业正面临着负债表外化与资产表内化的新局面。  矛盾之四：强劲贷款需求与投资需求下滑的背离 正如上面所言，1月新增贷款1.32万亿显示了仍然旺盛的贷款需求。例如，75%的存贷比红线，这一指标在笔者看来便过于严格，首先忽视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存款变动的特质（即大型商业银行存款相对稳定，而中小银行存款波动更大），其次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经营模式的创新和改革，毕竟当前银行负债来源已多样化，只要资金稳定、期限配置适合，理论上都可以作为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工具。  新年伊始，中国金融市场并不平静。

正如矛盾一所述，这种情况看来已然初现。笔者担忧，利率水平的整体上涨将进一步加大企业资金压力，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

例如，1月社会融资数据显示，当月银行表内贷款激增至1.32万亿，且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连续5个月回升至一半以上，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又一次占据主导地位。政策偏紧之下，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的趋势也有所缓解。一方面金融改革已然提速，但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却带来了利率中枢上行，加大了企业融资成本，实体经济不得不承受改革阵痛。因此，笔者担忧，一旦未来利率市场化加快，而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不能协调推进，旺盛的资金需求推高利率价格继续上涨，反而进一步挤压中小制造业企业生存空间，伤害实体经济。

众所周知，今年是地方政府的偿债高峰。其次，应该采取灵活的存贷比限制，下降存款准备金率，开启商业银行去行政化。上述五大矛盾不可忽视，尤其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更应多方权衡。早前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有2.38万亿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超万亿的担保与救助责任的债务即将到期，而在经济与投资下滑，财政收入承压之下，预计今年还款任务较为艰巨。

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滑至6%，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低，大型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的利润情况可想而知。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促进影子银行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相关风险也在凸显，决策层试图引导出表资金重回表内，导致银行利润受压。

即在限制影子银行发展之下，资产端已出现表外回归表内的趋势。存在争议的是，在竞争日益加大之时，银行业却仍旧面临高度的行政管制。

今年1月，存款整体减少9402亿元，更是创下单月最高值。根据高频数据来看，笔者判断中国经济新年以来已经步入慢车道。相对而言，信托贷款大幅回落，1月为1068亿元，同比少增1040亿元，这显示了决策层防范金融风险意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当前金融改革与国企改革、财政改革等配套改革存在步调不一致，比如大量预算软约束企业仍然存在、贷款主体选择与价格定价难以市场化等等。  矛盾之五：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步调有异 早在专栏文章《深化改革协调性至关重要》中，笔者便提出需要重视改革缺乏协调性的风险。其中，票据融资上涨最多，加权平均利率达到7.54%，比年初上升1.90 个百分点。

但考虑到中国经济放缓、投资持续回落的经济基本面，笔者担忧这其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并未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而是用于"借新还旧"，反而加剧了金融风险与债务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在推动金融改革的同时，还该进行配套制度改革，比如加快财税改革、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探讨市政债的建立、加强预算软约束等等，这些举措对于降低金融改革单兵突进、改革缺乏协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将增添今年经济与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亦将考验着决策层对于金融改革的策略与应对能力。目前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付出的利率只有1.62%，超额只有0.72%，这实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征收了接近GDP2%的税收，制约了银行自我发展与价值实现。

去年12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达到7.20%，比年初提升了0.42 个百分点。笔者认为防范影子银行风险确有必要，特别信托产品今年以来频频爆出兑付危机，已凸显了信托产品风险的积聚。

第三，应对影子银行区分对待，防止过度限制银行外融资发展，导致金融自由化道路的反复。而负债端也存在压力，受到互联网金融与理财产品高利率的吸引下，银行存款流失越加严重。  矛盾之一：利率日益上升与经济增长下降并行 自去年6月钱荒爆发以来，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整体上出现了上涨局面。如今来看，这一结论更加值得重视。

笔者有三点建议：首先，今年在控制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的同时，监管层应适度放宽贷款规模，保持全年贷款额度10万亿，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从利率浮动情况看，当前执行下浮、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已有所下降，而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则有所上升。

明知如此高额的资金成本实体经济无法承受，但为何利率仍能不断走高？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存在大量群体对资金需求旺盛且价格不敏感--不难想象，这部分群体不外乎三类，即产能过剩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企业。例如，1月官方民间两大PMI指数双双回落，1月前20天全国日均发电量的较低增速，去年年底投资增速已回落至20%以下等等。

  矛盾之二：金融市场化与防范影子银行风险 不难发现，中国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07号文")以来，决策层规范影子银行力度有所加大。考虑到2014年信托到期量相比去年已有大幅上升，大多数信托贷款集中于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风险较高且又与宏观经济周期高度相关的领域，一旦今年经济下行趋势持续，相关信托产品必将面临面临较大压力

四是货币资产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容易引发流动性陷阱。下行的经济周期和物价周期在客观上要求实施低利率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我国贷款利率约为成熟国际市场的2-3倍。现在我国的债市规模只占GDP的一半左右，而美国则是GDP的三倍。最后，丰富股权投资的多元化退出方式，通过对接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培育并购市场的发展，构建股权投资的多重退出机制，让早期投资能够有充分的退出渠道。

同时，要注重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的联动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资产评估、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水平，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和投资预期。要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中小企业在工商、国土、税务、质检等部门公共数据的整合和共享，完善信用信息征集机制，减少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3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不到18万亿元。辜胜阻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需要重构多层次金融体系，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率市场化，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

辜胜阻对湖北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场外交易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利用有形之手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环境。